【应用 202507067】类金融交易平台犯罪的定性之争与规则重塑——以上海市 619 份裁判文书为研究样本
文 / 沈言 顾苹洲
内容提要依托互联网搭建的类金融交易平台大量涌现，衍生出非法经营、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诸多犯罪，司法实践对此类案件定性分歧突出。通过对上海市 619 份类金融交易平台刑事裁判文书实证分析可见，案件定性呈现非法经营罪占比最高、罪名适用交错混杂、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等特征。分歧根源在于：类金融交易平台行为模式复合化、司法解释供给不足、“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认定标准模糊、主观故意证明困难。对此，应当以平台核心行为作为定性基准，区分交易通道型、资产发行型、对赌博弈型三类平台；立足法益侵害实质，厘清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边界；细化“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司法认定标准；完善主观故意分层证明规则，同时优化刑行衔接机制，实现对此类犯罪的精准规制。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各类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类金融交易平台层出不穷。此类平台打着大宗商品交易、外汇、贵金属、虚拟币、理财投资等旗号开展业务，业务模式混杂，极易滋生非法经营、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刑事犯罪 [1]。但因平台业务链条长、行为模式复合，不同司法机关对案件定性、罪名选择认识分歧较大，同案不同判现象较为突出。本文以上海市 619 份类金融交易平台刑事裁判文书为样本开展实证分析，梳理司法裁判现状，挖掘定性分歧的成因，探索类金融交易平台犯罪的定性规则，以期统一司法裁判尺度，精准打击相关犯罪。
一、类金融交易平台案件裁判样本概况
本文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为数据源，检索上海市 2018 2024 年审结的类金融交易平台刑事案件，筛选得到有效刑事裁判文书 619 份。样本案件涵盖贵金属、大宗商品、外汇、虚拟货币、期权期货、理财投融资等多种平台类型，涉及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涵盖一审、二审裁判文书。经统计，样本案件罪名分布情况为：非法经营罪 264 件，占比 42.65%；诈骗罪 142 件，占比 22.9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117 件，占比 18.90%；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41 件，占比 6.62%；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27 件，占比 4.36%；集资诈骗罪 16 件，占比 2.58%；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12 件，占比 1.94%。
从样本数据可以看出类金融交易平台刑事案件呈现三大特征：第一，罪名分布较为分散，非法经营罪适用占比最高，是此类案件的基础适用罪名。第二，罪名适用交错混杂，同一行为模式下，既存在定非法经营罪，也存在定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不同裁判结果。第三，同案不同判现象较为突出，业务构造高度近似的类金融平台，各地、各法院作出截然不同的罪名认定 [2]。
二、类金融交易平台犯罪定性分歧的具体表现
结合样本案例，类金融交易平台犯罪的定性争议主要集中在平台整体行为定性、“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认定、主观故意的证明三个方面。
（一）平台整体行为定性分歧
类金融交易平台业务模式复杂，一个平台往往同时具备开户入金、资金划转、撮合交易、资产发售、客户诱导营销、资金兑付等多项功能。对同一平台案件，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定性分歧。
其一，平台未经批准开展期货、期权类交易业务。部分平台搭建网络交易系统，以贵金属、原油、指数等为交易标的，设置杠杆、保证金制度，模仿期货交易模式开展业务。一种观点认为，该行为属于未经批准从事期货业务，构成非法经营罪 [3]；另一种观点认为，平台后台可以操纵交易行情、控制涨跌，客户并非参与真实市场交易，盈亏完全由平台掌控，本质是以投资为名实施诈骗，应当认定诈骗罪 [4]。
其二，平台发行销售各类投资理财产品。部分平台发行理财产品、投资份额，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有的案件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若平台虚构投资项目、隐瞒资金用途，将募集资金用于挥霍、还本付息，则认定集资诈骗罪。但实践中部分平台业务介于二者之间，资金部分用于真实经营，部分用于拆东墙补西墙，是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是集资诈骗罪，裁判尺度不一 [5]。
其三，平台提供资金划转、账户托管服务。部分类金融平台除开展投资交易业务外，还提供客户资金代收、代付、账户托管等服务。对此，有的裁判将整体平台行为评价为非法经营罪；有的将资金托管结算行为单独剥离评价为非法经营罪，其他行为另定他罪。
（二）“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认定标准模糊
非法经营罪中“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是类金融平台案件高频适用条款，但何为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司法认定标准并不清晰。
根据《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主要包括：虚构支付结算、公转私套现、非法提供资金结算通道等情形 [6]。类金融平台场景下，平台收集客户资金，统一归集至平台控制的账户，再根据交易结果完成资金清算、盈亏划转，该类行为是否属于“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认识分歧明显。
肯定说认为，平台归集客户资金，代为完成客户之间、客户与平台之间的资金清算、盈亏划拨，属于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满足数额标准即构成非法经营罪。否定说认为，平台归集资金是开展自身投资交易业务的配套环节，属于平台内部资金流转，并非面向社会公众独立提供支付结算服务，不属于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7]。样本中，对于高度相似的资金归集清算行为，既有认定构成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判决，也有予以否定的判决。
（三）主观故意证明存在现实困难
类金融平台组织架构层级复杂，从实际控制人、股东、高管，到技术开发、市场推广、客服、风控人员，参与人员众多。不同层级人员主观认知程度差异巨大，给主观故意认定带来挑战 [8]。一是平台底层员工往往以不知道平台违法性质进行抗辩，辩解仅从事技术、客服、推广等普通工作，对平台底层业务逻辑、资金流向不知情，如何区分一般过失与刑事上的主观明知，实践把握尺度不一。二是对于平台实际控制人，当平台业务混合合法与非法成分时，区分行为人主观上是单纯违规经营，还是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难度较大，直接影响非法经营罪与诈骗、集资诈骗等罪名的选择适用。
三、类金融交易平台犯罪定性分歧的成因剖析
（一）平台行为模式复合化，法益交织重叠
类金融交易平台往往集多重功能于一体，同一平台可能同时具备发行投资产品、撮合交易、资金归集结算、营销诱导等多重行为，多种行为相互缠绕，多种法益交织。既有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也有侵害被害人财产权的行为。不同司法人员对平台核心行为、主要侵害法益的识别判断不同，就容易产生定性差异 [9]。
（二）刑事司法解释供给不足，类型化规则缺失
类金融平台业态迭代速度快，新的业务模式不断涌现。现有司法解释更多针对传统支付结算、非法期货、非法集资等单一行为，缺少针对复合型类金融平台的类型化裁判规则。对于复合型平台，究竟应当择一重罪，还是数罪并罚，实践中缺少清晰指引，裁判人员更多依靠学理理解与个案经验作出裁判，造成裁判结果分化 [10]。
（三）“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边界模糊
司法解释列举了非法支付结算的典型情形，但未能清晰区分“独立对外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和“自身业务配套内部资金清算”。类金融平台资金归集、清算很多是服务于自身平台交易，并非面向全社会独立经营支付业务。是否只要发生资金归集、代为清算，就一概评价为非法支付结算，理论与实务没有形成统一共识，直接造成非法经营罪适用上的分歧 [11]。
（四）主观故意分层证明规则不完善
平台参与人员层级多，不同岗位接触信息不同。现行规范缺少分层化的主观明知推定规则，对技术、客服、市场人员，哪些客观事实可以推定主观明知，边界不够清晰。对于平台实际控制人，在业务混合的情形下，区分“违规经营牟利”和“非法占有目的”，也缺少可操作的细化指引，容易出现主观要件判断上的偏差 [12]。
四、类金融交易平台犯罪的定性规则重塑
立足于样本案件暴露出的问题，应当坚持以平台核心行为作为定性基准，区分不同平台类型，厘清罪名边界，细化客观要件认定标准，完善主观故意分层证明规则，健全行刑衔接机制，实现对此类犯罪的精准规制。
（一）以核心行为为基准，对类金融平台作类型化区分
结合样本案件，将类金融交易平台划分为交易通道型、资产发行型、对赌博弈型三类，以核心行为确定基础定性。
1. 交易通道型平台。平台本身不创设金融产品，主要作用是搭建交易通道，对接境外市场或者第三方金融产品，为客户提供开户、入金、下单交易、清算等通道服务，赚取手续费、点差。平台仅提供交易通道，不对交易行情进行后台操控，不创设投资标的。该类平台如果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擅自开展属于特许经营的期货、外汇等金融业务，核心行为是非法开展特许金融业务，以非法经营罪定性。如果同时存在资金归集结算等行为，该行为属于开展金融业务的配套环节，一般不再单独评价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2. 资产发行型平台。平台自行发行理财产品、投资份额、虚拟资产，面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募集资金。核心行为判断：平台是否具有真实对应的投资项目，资金实际用途。①平台存在真实投资项目，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约定的生产经营、投资活动，承诺还本付息，扰乱金融秩序，定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②平台虚构投资项目，隐瞒资金真实去向，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兑付本息、挥霍、转移隐匿，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定性集资诈骗罪 [13]。
3. 对赌博弈型平台。平台创设交易标的，客户并非对接外部真实市场，客户交易对手方就是平台本身，平台后台可以控制行情、修改交易参数，客户盈亏由平台后台操纵。客户投入资金并非进入真实市场交易，本质是平台利用虚假交易场景骗取客户资金，核心行为是虚构投资交易，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即便平台形式上具备交易软件、K 线行情、杠杆机制，只要客户和平台对赌，行情可以被后台操控，就应当认定诈骗，不能仅以存在交易外观认定非法经营罪 [14]。
在平台同时实施多种行为，分别满足数个犯罪构成的场合，区分想象竞合与数罪：一个行为同时触犯数个罪名，择一重罪处罚；存在多个相互独立的行为，分别符合不同犯罪构成，应当数罪并罚。
（二）厘清此罪与彼罪的适用边界
1. 诈骗罪与非法经营罪的区分。关键看平台是否操控交易结果，客户是否参与真实的市场交易。客户资金进入真实市场，交易结果由客观市场行情决定，平台只是未经许可开展特许金融业务，定非法经营罪；平台后台能够操纵行情、控制输赢，客户没有参与真实市场交易，平台借投资名义骗取资金，定诈骗罪 [15]。
2.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区分。核心在于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重点考察：投资项目是否真实；募集资金是否与宣传投向一致；资金是否大量用于还本付息、挥霍、隐匿转移；平台是否具有兑付能力；案发后是否存在销毁证据、逃匿等客观行为综合推定非法占有目的 [16]。
3. 帮信罪与非法经营、诈骗等主罪名的区分。技术、推广人员，仅提供软件开发、服务器、引流推广，对平台核心业务、资金逻辑完全不知情，仅获取普通劳务报酬，可以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行为人明知平台实施非法经营、诈骗等犯罪，深度参与业务运营，获取高额分成，则按照对应主犯罪名的共犯处理。
（三）细化“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认定标准
区分“对外独立经营支付结算业务”与“平台自身业务配套资金清算”。第一，构成“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要求行为人面向社会不特定对象，独立对外提供资金代收、代付、清算、转账等支付结算服务，并以此作为主要业务或者主要牟利来源。
第二，类金融平台为开展自身投资交易业务，归集客户资金，在平台内部根据交易结果完成客户盈亏的资金划拨清算，属于自身业务的配套内部流转，不属于独立对外经营支付结算业务，一般不认定为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17]。如果平台除自身业务之外，还专门对外为其他商户、其他平台提供资金代收代付、资金通道服务，以此牟利，则属于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可以认定非法经营罪。
（四）完善主观故意分层证明规则
针对平台不同层级参与人员，建立分层化的明知推定规则。
1. 平台实际控制人、股东、核心高管。掌控平台业务模式、资金流向，对平台整体业务具有决策权，原则上推定对平台业务违法性具有明知，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2. 技术、运营、市场主管人员。接触平台核心业务逻辑，参与平台功能开发、业务规则制定、营销方案设计，结合平台业务模式异常性、收益明显高于正常行业水平、是否刻意规避监管等客观事实综合推定主观明知。
3. 普通客服、基层技术人员、普通业务员。仅从事辅助性工作，不掌握平台核心业务、资金逻辑，领取普通工资报酬，仅有单纯的工作认知，一般不推定明知；如果出现下列情形可以综合认定明知：工资报酬显著高于同行业正常水平；多次收到客户投诉平台交易异常；平台刻意要求规避监管、销毁数据；知道平台存在后台操控行情等违法事实 [18]。
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不能仅凭口供，应当结合投资项目真实性、资金实际去向、兑付能力、是否隐匿转移资产、是否逃匿等客观证据综合判断，不能将经营亏损直接等同于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五）优化行刑衔接机制
类金融平台案件很多首先由行政监管部门发现线索。应当完善行刑双向衔接：金融监管部门发现平台涉嫌犯罪线索，及时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办案中发现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及时移交金融监管部门作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作出的认定意见，例如是否属于非法期货、非法支付结算业务等，可以作为司法办案重要参考，但司法机关应当独立开展刑事司法审查，不能完全依赖行政认定意见，确保刑事认定的独立性。
结语
类金融交易平台业务模式复杂多元，复合型业务形态带来刑事定性难题。对此，应当摒弃简单的唯数额论，抓住平台核心行为与实质法益侵害，将平台划分为交易通道型、资产发行型、对赌博弈型三类，区分不同情形准确适用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细化非法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司法判断标准，构建分层的主观明知证明规则，完善行刑衔接，以此统一裁判尺度，实现对类金融交易平台犯罪既有力打击，又精准规制。
【注释】
（作者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1] 刘品新、王燃：“互联网金融平台犯罪的刑法规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 年第 2 期。
[2] 喻海松：“涉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司法困境与出路”，载《法律适用》2023 年第 4 期。
[3] 陈兴良：“非法经营罪的扩张与限缩”，载《法学家》2021 年第 5 期。
[4] 周光权：“投资平台类诈骗犯罪的认定”，载《中国法学》2023 年第 2 期。
[5] 张明楷：“非法集资犯罪的界限辨析”，载《政法论坛》2022 年第 3 期。
[6]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7] 万毅：“非法支付结算犯罪的司法认定”，载《政治与法律》2022 年第 8 期。
[8] 高通：“网络平台犯罪主观明知的推定规则”，载《当代法学》2023 年第 3 期。
[9] 陈学权：“互联网复合金融犯罪的法益识别”，载《法商研究》2024 年第 1 期。
[10] 姜丹：“涉互联网金融犯罪司法解释的供给与完善”，载《人民司法》2023 年第 14 期。
[11] 李勇：“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边界厘定”，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2 年第 6 期。
[12] 吴洪淇：“网络犯罪主观要素的证明困境”，载《法学研究》2023 年第 2 期。
[13] 刘艳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界分”，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 年第 4 期。
[14] 孙道萃：“对赌型网络投资诈骗的司法认定”，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3 年第 5 期。
[15] 左卫民：“涉金融网络犯罪的裁判实证研究”，载《现代法学》2024 年第 2 期。
[16] 何荣功：“集资诈骗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载《法律科学》2022 年第 4 期。
[17] 谢小剑：“资金支付结算类非法经营罪限缩适用研究”，载《江西社会科学》2023 年第 7 期。
[18] 马明亮：“网络犯罪共犯主观明知的分层认定”，载《政法论坛》2023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