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检 202506030】代持钱款型受贿的既未遂认定
施长征 * 许月 **/ 文
摘要
实务中对代持钱款型受贿案件的既未遂认定存在一定争议。对该类案件犯罪形态的认定应重点围绕受贿的主观故意、行受贿行为是否着手实施、对约定钱款的控制力是否达到 “实际控制” 的程度等方面进行实质判断。对于受贿人主观上具有受贿故意，客观上对行贿人代为保管的财物拥有控制、支配能力，且现实中具有使用、收益、处置财物等具体表现，应认定为受贿既遂。
关键词：受贿罪 代持钱款 既未遂 实际
随着受贿犯罪形式和手段的翻新变化，行受贿双方的权钱交易呈现隐蔽性、间接性的特点。受贿罪的代持钱款，即由行贿人或第三人对贿赂钱款代为保管，是受贿形式的一种新变化。代持钱款型受贿中受贿人外在表现为 “并未取得财物”，且往往存在以此方式掩盖权钱交易实质的意图。由于钱款为种类物，不同于房产、车辆等特定物，在行为人尚未对所约定收受的钱款实际取得、使用的情况下，对行为性质乃至既未遂形态的认定存在争议。
一、代持钱款型受贿既未遂的认定争议
[案例一] 2015 年，张某利用担任某国企财务负责人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吴某的公司在代理融资业务上提供帮助。吴某提出按照业务利润的 8% 给予张某好处费，张某同意并表示暂放于吴某处保管。期间，张某将自己外甥郭某安排到吴某公司上班，吴某曾在业务结款后提示郭某看一下应分给张某的金额。至案发前，上述钱款共 120 余万元未实际交付张某。辩护人认为张某与请托人吴某仅是就 “好处费” 达成了口头合意，钱款交付行为尚未着手实施，不构成犯罪。法院认定上述事实为受贿罪未遂 [1]。
[案例二] 2009 年至 2010 年，何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某建材公司负责人杨某（2000 年认识，关系密切并互相信任）在工程款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杨某表示要送给何某 400 万元好处费，何某约定 400 万元由杨某代为保管，需要使用时再通知杨某。2009 年 9 月，杨某根据何某安排，将其中 200 万元转入以杨某名义开设的股票账户供何某实际操控。2019 年 4 月，何某的下属曾某向何某借款 40 万元，何某安排杨某将 40 万元转给曾某。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上述 400 万元构成受贿既遂 [2]。
[案例三] 2018 年下半年，陈某与请托人王某达成约定，由陈某帮助王某的公司承接业务，王某承诺送给陈某 5000 万元左右 “养老钱”，此后陈某利用职务便利帮助该公司承接了 14 亿余元业务。2019 年 7 月至 2021 年 1 月，王某按照陈某要求，将 4594 万余元存放在以王某父亲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中，该银行账户绑定的手机号码系陈某提供，陈某多次通过使用绑定该银行账户的手机银行 APP 购买理财产品等，王某及其父亲则未使用过上述钱款。直至案发，上述钱款仍存放在王某父亲名下的银行账户。法院就该笔事实认定为受贿既遂 [3]。
上述案例中，行受贿双方在达成合意后钱款均由行贿一方代为保管，但在保管方式和使用情况上有所不同。案例一中，法院认为张某具有受贿的主观意图，接受吴某承诺的好处费并表示先放于吴某处；吴某代为保管期间，曾提示张某的外甥郭某关注张某应得钱款金额，但款项一直处于吴某保管状态，张某至案发前尚未获取、使用过钱款，故认定为受贿罪未遂。案例二中，检察机关认为仍在行贿人杨某处保管的 160 万元也应认定受贿既遂的原因是，行受贿双方关系密切、相互信任，何某基于其职权地位对杨某具有足够的制约力和影响力，其中 240 万元的使用也印证了何某对存放于杨某处的贿款具有实际控制力。但有不同观点认为，行受贿双方约定贿款由行贿人代持，行贿人仍然单方占有该 160 万现金，不能认定受贿既遂 [4]。案例三中，针对钱款系存储于行贿人王某的父亲名下，受贿人陈某通过绑定手机号支配部分钱款的事实，在认定受贿既遂数额方面存在不同意见。法院审查认为，基于王某具有贿送财物的真实意图并办理银行卡多次存入钱款，而陈某通过手机银行控制账户，对账户内全部钱款具有控制、支配权能，最终认定全部钱款构成受贿既遂。
二、代持钱款型受贿的主要类型
(一) 非行贿方 (第三人) 代持
实践中，行受贿双方达成合意后，可能出现受贿人指定行贿以外第三人代为保管约定钱款的情况。第三人代持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受贿收受钱款后交由第三人保管；二是受贿人接受贿赂，授意行贿人直接交付给指定第三人。两类情形下，双方达成权钱合意，钱款控制权、处分权均从行贿人转移至受贿人，应当认定既遂。同时，若由行贿人提议第三人保管、受贿人同意，行贿完成交付且受贿人可支配财物的，同样认定既遂。
(二) 行贿方代持
行贿方代持，指行受贿双方达成合意，约定贿赂钱款由行贿人暂时保管，待受贿人取用。分为口头约定、书面协议两类情形。 一是口头约定情形。行贿人许诺好处费，受贿人同意并指示钱款暂存行贿人处，至案发未实际领取。此类案件定案主要依靠言词证据，供述、证言印证程度不同，对既未遂认定结论存在差异。 二是书面协议情形。双方以借条、顾问协议等书面形式约定贿款由行贿人保管。在能够排除真实借贷、投融资关系的前提下可认定构成受贿罪，但书面约定仅为保管合意，不直接产生占有转移效果，是否既遂仍需结合受贿人有无实际支配、使用行为综合判断。
前述三起案例均满足受贿罪构成要件，但因代持形式、受贿人支配使用事实不同，既未遂、既遂数额认定存在区分。
三、认定代持钱款型受贿既未遂的 “实际控制” 标准
针对代持型受贿犯罪形态审查，应当采用实际控制标准：行为人着手受贿，实际取得、控制财物为既遂；着手后因意志以外原因未能实际控制、取得财物，属于受贿未遂 [5]。 案件审查坚持实质判断，在证实利用职务便利谋利的基础上，从是否达成行受贿合意、是否着手、是否达到实际控制三个层面综合审查。主观具有受贿故意，客观能够控制、支配代持钱款，并有使用、收益、处置等客观行为的，认定既遂。
(一) 是否达成行受贿合意
认定代持受贿，首先需要证实双方形成收受财物、代为保管的合意。行贿许诺好处、受贿明确接受并同意暂存行贿人保管，才成立受贿合意。若行贿人许诺财物，受贿明确拒绝、仅口头推脱暂存，不构成受贿。 如案例一，吴某主动提出好处费比例，张某表示接受，吴某还通过张某外甥提示核对金额，足以证实双方达成完整权钱交易合意。
(二) 是否着手实施行受贿行为
以收受型受贿为例，在谋利要件成立基础上，收受财物是犯罪核心行为。仅笼统商议送钱、未明确金额、交付、保管细则，仅属于犯意沟通、犯罪预备，不认定着手。若行贿人落实资金、告知受贿钱款数额、交付方式，受贿人同意代为保管，则法益产生现实侵害危险，属于着手。 案例一中双方明确好处费比例，吴某核算对应金额并告知张某亲属，贿赂行为已经着手，但钱款始终由行贿人保管、张某未实际支配，故认定未遂。
(三) 对代持钱款的 “实际控制”
遵循主客观统一标准，从受贿人、行贿人双向综合判断，考察受贿人控制力是否等同于实际占有。
1. 受贿人层面：一是能否独立使用、处分、获取钱款收益；二是基于职权、管理关系对行贿人形成制约、影响力，足以保障钱款随时取用。
2. 行贿人层面：是否仅形式保管，财物处置权完全归属受贿，如单独开户存放、定期汇报金额、等候指示转账理财等。 若仅部分钱款被支配，剩余代持款项如何认定既遂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未支取部分无实际控制，应认定未遂；另一种观点认为整体合意完整、已实际支配部分即证实全部可控，全额既遂。裁判应当结合双方信任程度、职权制约关系、支取频次、行贿人支付能力综合判断。案例二中何某支配 240 万元，且长期制约杨某，法院认定全部 400 万元既遂。
四、认定代持钱款型既未遂的证据维度
代持型受贿隐蔽性强，直接客观证据较少，需分别审查主观合意证据、客观控制证据。
(一)“实际合意” 的主观证据维度
重点审查双方对财物性质、金额、代持安排、规避调查意图、取用规则、职权制约关系的认知证据：
1. 双方明知钱款系职权对价，行贿人存在随时交付的意思表示；
2. 清晰知晓好处费、提成等具体数额；
3. 受贿人主动同意、指定行贿人代为保管，甚至安排理财投资；
4. 双方清楚代持目的为规避查处；
5. 约定受贿人可随时支取、指示处置；
6. 双方明确职权制约关系足以保障钱款由本人掌控。 案例二、三中均由受贿人主动提出代持方案，并实际操作理财、转账，主观上认可钱款归自己支配。
(二)“实际控制” 的客观证据维度
不能仅凭书面保管协议直接认定既遂，需结合客观行为实质审查：
1. 行贿资金筹备、支付能力；
2. 有无虚假借贷、投资掩盖的书面材料，协议是否实际履行；
3. 钱款是否单独开户、与自有资金隔离；
4. 受贿人支取、转账、理财、分红、委托付款等处置行为。 案例三中钱款单独存放于其父亲账户，绑定陈某手机号并由其操作理财，全部款项认定既遂；案例二何某支配 240 万元炒股、出借，结合职权制约关系全额认定既遂。
【注释】
* 本文为司法部 2022 年度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 “金融领域新型职务犯罪治理研究”(22SFB3015) 阶段性成果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三检察部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 [300222]
**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第五检察部一级检察官助理 [300210]
[1] 参见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 津 0113 刑初 80 号。
[2] 参见方弈霏:《由行贿人代管贿款是否构成受贿既遂 -- 从四川省成都市原城乡房产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何立祥案说起》，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24 年 1 月 3 日。
[3] 参见程威:《代持型受贿如何认定既未遂 -- 从南京未来科技城党工委原书记陈国运案说起》，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25 年 1 月 15 日。
[4] 参见孙国祥:《代持型受贿既未遂新论》，载《法学家》2025 年第 1 期。
[5] 参见孙国祥:《贿赂犯罪的学说与案解》，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16 页。
[6] 参见李丁涛:《准确认定约定受贿的犯罪形态》，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 年 10 月 20 日。
[7] 参见彭巍:《论受贿款由行贿人保管的定性》，载《中国检察官》2014 年第 6 期。